美國先鋒公司2005年在我國推出第一個玉米種子品牌——“先玉335”。該品種因具有早熟、耐密、高產、優質的特性很快便在玉米種植大省吉林打開了銷路，截至目前，種植面積已占全省玉米播種面積的20%。

　　面對來勢洶洶的跨國種業“大鱷”，國內“小、散、亂”的種業企業如何才能盡快發展壯大？我們的育種能力和水平如何才能盡快得到提升？

　　種子安全是糧食安全的根基，中國農業不僅需要自己的種子，更需要自己的優質種子。

　　去冬今春，在玉米生產大省吉林，“先玉335”種子越來越“火”。

　　“先玉335”是美國先鋒公司2005年起在中國市場推出的第一個玉米種子品牌。近兩年，“先玉335”在吉林省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到目前已約占全省玉米播種面積的20%。

　　與此同時，“先玉335”的價格也水漲船高，每公斤種子已經達到了六七十元，平均每粒種子達到3分錢左右，盡管其價格明顯高于其他品種，但因其玉米收購價格也比普通品種高，農民還是搶著買，爭著種。

　　“‘先玉335’只是開路先鋒，大頭還在后面”

　　“‘先玉335’并非完美無缺，這個品種的玉米有點倒伏。但瑕不掩瑜，早熟、耐密、高產，是它的幾大特點。”吉林省種子管理總站站長丁萬志介紹，2008年是個豐收年，農民秋天賣糧出現困難，而“先玉335” 品種的玉米由于色澤好、脫水快相對好賣，價錢也比其他品種的玉米高。2009年吉林省遇到了旱災，“先玉335”恰恰十分耐旱，播種面積上得很快，今年農民就更認“先玉335”了。

　　“‘先玉335’只是開路先鋒，大頭還在后呢。” 丁萬志說，先鋒公司以“先玉335”主打，“先玉696”、“先玉32D22”等品種，待有關部門審定后將陸續推出。看目前這個勢頭，幾年后，吉林甚至國內的玉米種業市場很可能成為先鋒公司“一家獨大”。

　　“糧食安全事關國計民生，種子安全更是糧食安全的根基。”全國人大代表、沈陽農業大學教授陳溫福表達了對此現象的擔憂。

　　除了令人擔憂的一面，丁萬志也承認：“‘先玉335’ 進入我國市場也有好的一面，引進了新的技術和新的育種方法，豐富了我們的育種資源。”

　　也有經濟學家對“擔憂”不以為然，認為種子市場既然放開了，那么公開的競爭導致的跨國公司對我國種業市場的壟斷在所難免，也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既然優質的種子對農民對國家都有利，就不要動不動就發出“狼來了、狼來了”的危言聳聽。

　　“國內企業‘小、散、亂’現象嚴重，育種能力和水平低”

　　在先鋒公司這樣的跨國種業“大鱷”面前，我國本土的種業企業為何沒有還手之力？

　　“首先是實力不如人家雄厚。”丁萬志說，《種子法》實施后，種子市場放開，經營主體多元化了，民營外資都可以進入這個市場，國有種子經營單位也企事分離了，但我們的民族種業企業一直存在“小、散、亂”的現象。一個不容忽視的情況是，在市場逐漸一邊倒的情況下，國內有些種業企業為了生存從先鋒公司西北制種基地引進一批種子，套上自己的標牌出售。

　　全國政協委員、育種專家許雷告訴記者，當前我國種子經營單位和人員數量多而雜，整體素質低。一些單位和個人把種子經營作為爭取“財源”的途徑，在既不懂技術又無檢驗、檢測手段的條件下，一哄而起，盲目地搞起種子經營，從業人員中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員較少，僅占30%左右。

　　“其次，咱們的企業科研跟不上，育種能力和育種水平遠遠趕不上人家。高品質的種子跟不上，就難以為繼。”丁萬志介紹說，美國的新品種選育是以企業投資為主，育種機構隸屬于企業。而我們的育種科研機構事企不分，國家也投資，自身也創收，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到快出品種上。“蘿卜快了不洗泥”，多數育種者急于出品種，將幾個骨干自交系改來改去，配來配去，在低水平下重復。“在育種上我們缺少基礎性的研究。”丁萬志感慨道。

　　此外，“我國的一些種業企業濫用商品名，夸大宣傳，誤導農民。”許雷向記者介紹道，某些種業經營者對普通品種、老品種冠以耀眼的商品名，如“超級玉米”、“高產王”、 “特大棒”等等，同一個品種不同的經營單位有不同的商品名，而審定名卻印在麻袋背面某個不顯眼的地方。

　　如此低水平競爭，自己相互之間“過招”還好像都有兩把刷子，但真正的高手一來就難以抵擋了。丁萬志說，原來比較大的公司，像遼寧東亞種業，改搞房地產了；山東登海種業和甘肅敦煌種業則和先鋒公司合資了，成了先鋒公司開拓中國市場的“急先鋒”。雖然沒有達到對這些公司的完全控股，但種業跨國公司通過合資方式，其品種已經間接地、客觀上逐漸在控制國內種子市場。

　　“從長遠看，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科研投入新機制”

　　據了解，作為農業大省，吉林省委、省政府對種子工作高度重視，積極推進種子管理體制改革，鼓勵種子企業兼并重組，加快資源整合培植大型種子龍頭企業。

　　“但僅從省級層面著力難以應對目前的困局”，陳溫福建議應從國家政策層面放緩國外資本進入種業的步伐，給國內的種業、科研單位一個緩沖的時間，同時國家應通過綜合政策手段保護民族種業發展。

　　“要保護本土育種專家的利益。”許雷呼吁，國家對于本土育種專家培育出通過國家或者省級審定的農作物新品種，要根據品種成果水平的大小，給予不同程度的獎勵，并允許成立種子經營公司，經銷他們自育的常規種和雜交種，種子經營企業的原種或雜交種親本，必須從育種家手里引進，方可繁育一級良種或雜交種，否則視為劣質種或假種子。

　　許雷建議，為了改變種業的“小、散、亂”現象，應提高種子生產經營準入門檻，對種子零售商實行執業資格制度，嚴格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發放。同時建議對種子零售人員作執業資格規定，或具有一定文化和專業知識，或經農業部門考試合格。

　　丁萬志則建議政府在科研立項和育種經費上對企業和科研單位同等待遇，鼓勵企業創新科技、創立品牌。“雖然目前完全把科研任務交給企業還不現實”，丁萬志認為從長遠看還是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科研投入新機制。未來的出路在于中國自己的種業公司和種業科研的密切結合。

　　“這方面已初露端倪。”丁萬志拿吉林省進入國內種業50強的兩家企業舉例：一家是吉農高新公司，這是吉林省農科院辦的企業，是科研辦企業的路子；另一家是吉東種業，其前身是東遼縣種子公司，發展壯大后，吞并了上級城市遼源市種子公司，并成立了遼源市農科院研究育種，這是企業辦科研的路子。

　　無論科研辦企業還是企業辦科研，兩條路子殊途同歸，目的都是中國農業自己要“有種”加“優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