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走俏滬上的“果蔬盆栽”———從農場“認領”土地,自己播種瓜果蔬菜的種子,不施肥、純綠色,從長沙到上海,從廣州到哈爾濱,原本流行于網絡的游戲“開心農場”,2010年春節過后正以新興產業的形式興起于現實中國。“毒”蔬菜危機顯然為產業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信心。在4月的海南“毒豇豆”和青島“毒韭菜”事件雙雙爆發后,投資者加大了自我宣傳力度,報名一度火熱。“比起市場上買的,我們吃的都是在農場里親手種的,更加綠色安全,吃起來比較放心。”浙江臨安的一位“開心農場”種植參與者說。

　 過去的十年內,中國始終處在有毒食品的陰影籠罩下。現在有據可查的是1999年5月23日,中山市沙朗鎮28位民工因食用高毒通心菜險些喪命。“封存、徹查”,成為官員面對此類事件的第一反應。

　 2000年“肥仔米”———包含一類致癌物黃曲霉毒素的過期大米———事件后,全國各工商所被動員起來追查其去向。而2001年毒菜事件后,長沙在重點農貿市場、大型超級市場設立無公害蔬菜銷售專柜和專賣店。

　 一年后,南京秦淮區副區長一家中毒后,區里甚至給每個農貿市場配備了一臺檢測機,組織專人夜查豬肉,早查蔬菜和豆制品,以杜絕有毒蔬菜混進市場。

　 2004年8月9日,衛生部緊急參照歐盟制定標準,批準黃花菜中使用焦亞硫酸鈉和硫磺等兩種食品添加劑,結束了黃花菜無標準生產的歷史。

　 但所有這些,都是“報道出來以后,政府部門感覺有問題了,搞得一陣風,”浙江大學副教授吳加倫評價說。

　 風過盡、愈難禁。以瘦肉精為例,在2001年廣東河源484名市民食肉中毒后,曾掀起全國徹查的運動。但隨后幾年的頻發依然給了樂觀的人們當頭一棒。

　 僅以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的案例顯示,2005年,江西應用技術學院黃金校區就發生一起75名因食用含瘦肉精的牛肉而引起的集體化學性食物中毒。2006年8月14日,廣東惠州惠城區河南岸一間小五金廠,5名工人因吃了瘦肉精超標1000倍的豬肝而引起中毒。2008年11月浙江嘉興中茂塑膠實業有限公司70名員工在午飯后開始出現手腳發麻、心率加快、嘔吐等癥狀。出現癥狀的員工,都吃了紅燒大肉。

　 一查原因,罪魁禍首依然是“瘦肉精”。“違法私了,成了行業公開的秘密。很多豬場使用了瘦肉精,后來卻什么事情都沒有。”廣東一位農業科技公司總經理透露。

　 農藥超標背后的“治亂循環”

　 十年回溯,中國的食品安全似乎正陷入“治亂循環”的怪圈。以今年以來最為嚴重的蔬菜農藥超標為例,浙江大學農藥與環境毒理研究所副教授吳加倫說,國內毒蔬菜事件屢發,主要在于農藥濫用。但相較美國農殘超標比例常在2%至4%之間的水平,中國的蔬菜農殘超標顯然并不正常。“按規定,農藥必須實行登記制度。登記在哪個作物上,才能在哪個作物上用。”吳加倫介紹說,但現在的問題是,菜農經常有意或無意地張冠李戴。“登記在限定作物上,往往用在別的作物上。一些用于谷類的高毒農藥由于殺蟲能力更強,往往就被濫用于蔬菜上。”以大家耳熟能詳的甲胺磷為例,它實際僅登記于水稻使用上,但農民拿到手很方便,就用到蔬菜上,就容易釀致“毒蔬菜”悲劇。“它對蔬菜的蟲害效果很好,價格便宜、工藝簡單,每個縣的農藥廠都能生產,導致使用的管理上失控。”中國農業大學營養與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計國介紹,如韭菜本應使用樂斯本這種低毒、低殘留殺蟲劑,但無良的種植者卻經常使用3911這種被禁止用于蔬果作物的低成本高毒殺蟲劑。“劇毒農藥,要跟槍支彈藥一樣管起來。農藥生產廠家,要像管理人民幣印刷廠一樣管理。槍支彈藥能管好,食品安全怎么會管不好?”金長詰問道。

　 失控正跟中國本身的管理體系有關。吳加倫批評說,與多頭并出的中國體系相比,美國管農藥的只有三個部門,分工明確:環保局,主要管農藥的注冊登記、安全使用最大殘限的標準制定,開發農藥殘留的分析方法；農業部,專門有一個部門,專門做國內的殘留抽樣；FDA,則做國際和州之間的進出口檢測。三部門工作協調,分工明確。而相形之下,中國的農藥使用幾乎毫無控制和限制,什么人都能去買。除了沒有相關知識,農民“即使知道,沒有約束,也很難考慮后果”。“這就像你在家里,門窗關得很好,他不一定進來；如果門窗打開,就是一種誘惑,管理者也有責任。”長期關注食品安全機制的杭州市市場協會副會長金長說。

　 吳加倫認為,雖然中國這幾年一直建立檢測體系,但問題依然很多,“一是技術人員達不到這個水平,二是檢測成本比較高。蔬菜價格比較低,在現有收費制度下,即使有經費買設備,也沒經費來做。”“政府確實很難管,但不是不能。